走马澳洲八日之三|邦迪海滩所想:中国人为什么过得这么累

大众新闻网 2019-06-17

走马澳洲八日之三|邦迪海滩所想:中国人为什么过得这么累

在百年世纪公元吃了一顿英国的“国宴”主要食品——鱼薯条后,便驱车半小时,到了邦迪海滩。

邦迪(Bondi )是当地土著人的词汇,意思是海水拍岸的声浪。有人说邦迪海岸是最能见证悉尼人乃至澳大利亚人生活方式和人生哲学的地方。今日一见,果然觉得如此。

我们徒步从一个月牙形的沙滩开始,这里沙粒金黄细软,沙滩上躺着许多人,密密麻麻,不亚于暑期的青岛沙滩。

但不同的是,在悉尼,或者是澳洲,这些美丽的沙滩上休憩和海面上运动的,大多是当地人,而外地游客只是占少数。当地人去海边晒太阳、游泳、冲浪、潜水,是生活的一部分。他们自得其乐,而外地游客仅仅是原来的观望者。中国的大多数景区,每到节假日,乌央乌央的人群,主要是外地游客。中国的游客,难得有一个长假出去,多数人是“旅游”,看异地山水,忙着拍照,证明来过此地打卡。而欧美和澳洲人,大约更在乎“休假”,一年去一两次他乡,大多数时候一有空闲,就到本地的休闲地消磨时间。一个沙滩、一个咖啡馆,一家人或者几个老友,就悠闲地度过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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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海滨步行道,我们向南行进。海边的地形不断变化,有沙滩,而更多的是犬牙交错的岩石,海浪拍打着岩石,溅起了雪白的浪花,声音长久地回想,大海大概是把巨石作为磬缶了,我想起了中学时读过的《石钟山记》。经过一段悬崖时,看到下面有一个略高于海平面的游泳池,在上面俯视,几乎与大海融为一体。田姐告诉我们这是悉尼有名的“网红泳池”,名曰BondiIceberg,人在其中游泳的时候仿佛在大海游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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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朝着勃朗特海滩(Bronte)方向行进,我们仅仅是一个观景者,而当地的男女老幼,穿着大裤衩、人字拖鞋,或者一身泳装,拿着冲浪板,来来往往。

我们一行经过几个海滩边的橄榄球场和类似中国门球和保龄球综合的球场,后者的那项运动我从来没见过,网上一搜索,知道是澳洲很流行的户外地滚球,源自他们的母国英国。在穿过费利公墓(Waverley Cemetery)时,我感觉到震撼,却没有丝毫恐惧。如此大规模的公墓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密密麻麻的墓碑耸立,从山半腰一直绵延到山顶,都面朝大海。同行的杨海潮说,诗人海子应该葬到这样的地方。公墓的一侧,隔着铁栅栏,就是一个类似度假村的建筑,西方人不忌讳“与鬼为邻”,公墓和居民区咫尺之隔,在中国可能觉得是阴气重重,风水不好。而在西方,这是常见的情形。而且许多人已和名人的坟墓毗邻而居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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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差不多15公里,精疲力尽的我们找到一个酒吧,对着大海,慢慢地品味当地的啤酒。我想起一个问题: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累?

据导游介绍,澳大利亚人不喜欢存钱,多数家庭有钱家花光,享受生活。他们也不愿意加班,很少为了钱而放弃休假。当然这和澳大利亚国土广阔、资源丰富和居民稀少有关,整个国家2500万人只相当于上海的常住人口,而整个国土面积大约只比中国小一个新疆加一个甘肃。但南美一些地广人稀、自然资源富饶的国家却受到了“资源诅咒”,如阿根廷和委内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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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论及这个话题,不能不佩服英国人对制度设计的先进与精密。为什么像澳大利亚人力成本这么高、远不如中国人“勤劳坚韧”,却劳动效率那么高?懒人们在一起能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我想除了澳洲地处大洋之中,四面是茫茫大海,安全成本低,还有他们这套制度有纠错能力,短时间看起来走得不快,但在吵吵嚷嚷中保证一个国家大体方向不走弯路,不倒退,避免了“进五步、退十步”的内耗。他们建立了一整套社会保障体系,小孩的上学、居民的医疗和退休无虞,即使银行里没有存款,也不必恐慌,因此对未来他们不用太担心。那么拼命攒钱存到银行里又有何意义呢?不如拿出来先消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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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打一下卡

好逸恶劳其实是人之天性,我以为中国人也不例外。可许多中国老百姓一分钱捏出水来,就是不敢花,难道天性是守财奴么?非也,只是因为未来不确定性太大,靠自己而不是靠官府来“积谷防饥”,是一种渗入到骨髓的思维。

宋代王安石曾写了一首题为《凤凰山》的诗:

欢乐欲与少年期,人生百年常苦迟。

白头富贵何所用,气力但为忧勤衰。

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

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

以天下为己任的王荆公也认为一生追逐富贵到白头没什么乐趣,人生应及时行乐。做一个开元盛世时长安一个斗鸡走犬的子弟,多舒适呀。可作为大学者王安石当然明白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种舒适和太平是短暂的,几乎超过不了两代人。“渔阳颦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太平盛世对中国人而言,总是短暂的幻境。

史学家傅斯年经过长期研究,总结出“70年兴衰定律”。即指中国只要稳定,10年必定恢复、30年必定振兴、50至70年必定盛世的大历史观。由此可见中国人创造财富的惊人能力,但为什么70年之后呢?盛极而衰几乎是中国的历史宿命呀。

我想起自己已经故去的父母,他们的天资不比我和兄弟几个差,为人笃实,做事勤劳,但一生忙碌也就谋得口中食,经受许多困苦才把孩子拉扯大。如果他们处在同时期的日本战后的“昭和”社会里,他们的成就一定不会比同龄的日本人差。说来说去,还是罗隐那两句诗说得明白:“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这时运,于多数人而言,就是国运。